维特根斯坦在评论精神分析名著《金枝》时,重点批驳了作者对原始部落橡树崇拜现象的过度解释倾向,他写道“那促使某个人类的种族去崇拜橡树的, 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缘由, 因为这里并非真地有什么缘由, 而仅有这么一个事实:他们和橡树统一在一个生命的集合中, 因此它们不经选择就一起呈现。这更像跳蚤与狗。如果跳蚤发明了一种仪式, 这种仪式将植根于狗。”
这一批判性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足球与政治的关联:如果不同性质的行为根植于相同或相似的环境,它们相伴发生,并非一定有什么因果联系,单单它们产生的条件是相似的这一条就够了:一块地翻恳完,肥料也已撒上,本来要种芝麻,结果种子撒完地还有剩余,不妨种点黄豆、高粱吧,如果什么都不种,那它也可以长出狗尾巴草、马齿苋、艾蒿,地里长出芝麻与地里长出黄豆、高粱、艾蒿同时出现,但可以没有关联。
足球场与政治交流空间是相似或者重叠的:足球与政治都根植于人类,一样都属于群体活动,一样有交互性。当人们出于特定目的聚集起来之后(此例中是足球),搞点聚集目的之外的别的什么事也属自然,而政治恰是大家都身处其中、关涉每一个人的,且没有门槛,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人带了个头(激发),其他人跟着参与(应和)也属自然。就如国际歌:有人开了个头“起来,饥寒交迫的奴隶!起来,全世界受苦的人”,场下懂的与不怎么懂的开始自动应和;再如有人唱“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”,场下跟着应和。
行为的激发可以随机,启动后就不受控制。
这不,伊朗头巾事件弄得国内沸腾,正愁没有机会合规聚集与表达呢,“好巧不巧”赶上了世界杯,有场地,有媒体,有人群,有注意力,开赛前刚好有点空闲,得了,搞吧。
群体活动容易变成政治活动,古今中外皆然,政治家对此多有研究与防范,不独足球场,酒馆、咖啡馆都属政治活动高发地。
比如汉初法律条文《汉律》就有规定:"三人以上无故群饮,罚金四两",饮酒可以,群饮不行,为啥,怕你们喝的是摔碗酒,喝完就风风火火闯九州。
近代以来,私人酒吧性质的“沙龙”与公共酒馆在不同程度承担着贵族/民间政治活动中心功能,人们在人际交往、宴饮之余传播交流信息、表达公共意见,沙龙里有卢梭与伏尔泰,啤酒馆则有那个巴伐利亚下士。
相较于酒馆的鱼龙混杂,英国精英、白领更青睐咖啡馆,人们去咖啡馆喝咖啡,读最新一期报刊、杂志,交流观点与政治倾向,统一思想与行动。英国政府也了解这一民间爱好(隐患),除对期刊杂志内容多加审查外,还常向咖啡馆派送密探,以刺探情报,监视民间政治活动,收集“犯罪”线索。
总的来说:足球场、足球赛事具备人群集中、注意力集中、传播面广的特点,且时常伴随酒精与荷尔蒙(容易转化为激情与冲动),与民间政治、自发政治的诞生/激发环境契合,政治行为自然可以出现,然后时间拉长,可以出现的就一定会出现。
PS:写完了一回味发现可能导向一个可怕的结论,威权抑制自发集聚,足球要求自发集聚,足球跟什么什么负相关。。。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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